时代周报 戚展宁
4月17日，云南铜业（000878.SZ）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云铜鑫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云铜”）及上海云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铜”）正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北京云铜的转让底价为244.8万元，上海云铜为501.3万元。
2018年底，云南铜业曾公告称，转让两家公司“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管理结构，符合国务院国资委加快淘汰低水平、低毛利贸易业务的要求”。
云南铜业证券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集团总部正在进行更多集约化管理，上海云铜和北京云铜这类贸易公司资金占用量大，风险较高，盈利还非常低，所以没有必要维持。该证券部人士同时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公司暂无计划转让其他子公司。
公告显示，上海云铜近三年的平均毛利率为 0.04%，北京云铜则为0.09%，均不到0.1%，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的要求，应予以清退。2017年以来，国家对融资性贸易的管控日益严格。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务院国资委一再严令禁止违规的融资性贸易，意在堵住央企在该方面的风险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云铜和北京云铜在2018年以前均有高额营收，但净利润较低，到了2018年营收开始急剧下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毛利率极低
云南铜业覆盖铜业务主要产业链，主营业务是生产和销售铜精矿及其他有色金属矿产品、高纯阴极铜、工业硫酸、黄金、白银。2018年，电解铜产品实现营收330.87亿元，占主营收入69.76%。
2013年，云南铜业的扣非净利润曾出现15.8亿元的亏损，之后逐渐恢复到2017年的1.15亿元，但到2018年再次出现下滑。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实现营收474亿，同比下降16.80%，扣非净利润为2177万，同比减少81.09%。
根据公司年报，云南铜业2018年的资产减值损失高达5.38亿元，同比增长102.21%，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牟定郝家河铜矿暂时停产。另外，公司的管理费用也因为职工薪酬及子公司停工损失增加了49.67%，达到9.44亿元，其中新增的停工损失费就占1.56亿元。
在云南铜业的主营构成中，上海和北京的营收所占比例极大。2018年，上海地区营收115.83亿元，占比24.42%，北京的营收略低于上海，为77.90亿元，占比16.42%。然而，上海云铜和北京云铜这两家公司在其中的贡献极低。2018年，上海云铜的营业收入只有4.14万元，北京云铜则只有5.26万元，可以忽略不计。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上海云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21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云南铜业旗下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公司共有四家，除了上海云铜和北京云铜以外，还有云铜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国云铜（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贡献了可观的业绩。数据显示，2018年，云铜香港实现营收43.5亿元，净利润2690万元，而中国云铜（澳大利亚）则实现营收617万元，净利润110万元。
营收为何下降
上海云铜、北京云铜业绩发生转折的时间节点，均能与国务院国资委打击央企融资性贸易的节点相匹配。
2017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两会期间提出，未来将严格控制盲目投资，严格禁止单纯为扩大规模的融资性贸易。当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又通报了中国铁路物资集团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指出领导层主导并推广中国铁物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
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学习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上再度表示：对违规融资性贸易要坚持零容忍，坚决严肃整治。一个月后，多家央企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诚通金属、中铝股份、中国包装总公司等位列其中。其中，中铝股份的大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持有中国铜业集团100%的股权，而云南铜业的大股东云南铜业集团则属于中国铜业集团下辖。
也是在2017年，上海云铜、北京云铜的营业收入急剧下降。上述两家公司在2017年及之前仍有较高营收。上海云铜在2016和2017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97.5亿元、150.1亿元，北京云铜稍低，但也有35.8亿元、4.5亿元。
与高额营收不匹配的是极低的净利润。以上海云铜为例，2017年150.1亿元的营收中，净利润才不到265万元。公告显示，上海云铜近三年的平均毛利率为 0.04%，北京云铜则为0.09%。
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打击违规融资性贸易的势头更猛。7月30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对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违反规定提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预付或物资交易等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的情形追究责任。
宋清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务院国资委一再严令禁止违规的融资性贸易，意在堵上风险漏洞。很多国企所做的融资性贸易表面上是贸易行为，但从本质上讲则成了中小企业的“银行”，一旦实际贸易过程中出现问题，例如出现资金链断裂等情形，国企无疑会成为最后的埋单人，从而蒙受巨大的损失，给国企带来多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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